念念浮仓情|节选自马长冰著作《华林史话》——高中同学

时光荏苒，岁月峥嵘，漫漫上千年，浮仓山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；春风化雨，躬耕不辍，悠悠八十载，浮仓人孕育了满园的芬芳桃李。

     浮仓山的石阶，铺展出老七中人的奋斗画卷；浮仓山的古榕，吟诵着新七中人的前进诗篇。定格在岁月中的感动，期待在你的笔下绽放。

     伟德足球官网下载安装即将迎来建校八十周年校庆。

     为此，"念念浮仓情"专栏将陆续推出校友及教职员工缅怀浮仓岁月的文稿。欢迎每一位七中人踊跃投稿，讲述属于你的浮仓故事。

     本期节选老校长、五九届校友马长冰老师的著作《华林史话》。

     1959 年三月份，开始酝酿分类参加高考的事。先是两班同学分成文史、理工、农医三类，各自选择志向。我们几位平时常在一起的同学，其实也不太清楚各类的前景利弊及其跟自己前途的关系，似乎也有喜欢文史的，后来大家说，文史是搞文字的，玩玩还可以，作为职业没有底。多少也受到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影响。感觉学理工实在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理工类。

      对于我来说，恰恰误打误闯了。高招体检的结论出来，我的限报门类太多，只适合文史类的。第一，两眼视力差距大，工科、理化生都不可以报考；第二，有鼻窦炎，师范类不可以报考。就限定我只有数学和图书馆专业可以报考。

      那时候只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有图书馆专业，前一届的李昌鸿学兄是上了北大图书馆系的。我的中小学数学成绩还行，但是并非特别兴趣，以为中学已经把数学都学完了，真也不知道数学是学什么的。事到如今，顺其自然，于是从复旦、厦大、武大报下来。美茂老师看了，找我指出，要报北京大学！那就报吧。那时候，没有什么追求，上学也好，没有上也没有什么压力，况且那时候北大也不像现在这样吸引眼球。

      参加完毕业考以后，算是完成高中学业，进入复习迎考阶段。我的毕业证书编号叁拾玖。

     这时我就搬回家不再上晚自习，以在家自学为主。每周到学校几次，拿了老师的复习题回家完成。

    那时已经有了煤油灯（福州方言叫“洋油锆”），玻璃灯罩中间鼓出来的。

    我将纸头挖个洞套到灯罩上，夜里看书做练习，不开夜车。白天拿席子铺在楼下的泥土地上，比较凉快，躺着看书不热。

    1959 年的高考还是全国统一命题、统一评分标准，全国统一划线。福建省得到高考成绩全国第一。那年代第一总是冠以“红旗”称号的。1959 年 12 月21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全面提高中等学校的教育质量》的社论，指出“福建省今年报考高等学校考试及格的学生达到 62．8％，而 1954 年仅占 5．6％。”社论肯定福建省中学的教育质量，称福建省是“高考红旗”。

     为此，当时的王新生书记，调任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。他是建国后接管福州七中的，一家住在作为办公楼的“五一楼”二楼中间，小阳台就是两棵古榕，周边可以看到学生活动。

     作为全省五十所重点中学之一，新办高中就取得好成绩，我们都为母校高兴。在那个时期，贯彻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，各地在大跃进的高潮中，学生轰轰烈烈地参加劳动，值得肯定。怎么处理劳动与教学的关系，则是一个新课题。因此，树立福建省这面“高考红旗”，我想就有这方面的考虑：还是要重视教育质量，才能“向科学进军”。

    1959 年，我们班到北京上学的八人：科技大学董兆童；清华大学赵依坚（工程化学系）、林孔兴、吴榕（女）和张英源（3 人都是电机系）；邮电学院马亨亮；北京大学林可标（技术物理系，就是原子能）和我。国庆十周年我们都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庆典，次日一起去颐和园聚会。文史班高飞宝上了民族学院，学习高山语，毕业到前线广播电台工作，后来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。我们在北京联系比较少。

     1958 级是七中第一届高中生，有两人在北大：高石坚在技术物理系，李昌鸿在图书馆系。有几个星期天昌鸿带我去几个地方参观，同时给我介绍图书的编目方法，以及到图书馆检索的办法。使我知道怎么使用学校的 10 张借书卡片。

     1958 级的方金秋在北师大数学系，他是王墓村的。我到七中上学都要经过他家门口，经常是一道走的。到了北京，时有往来。后来方金秋在北京教育学院，出版很多中等师范的数学用书，还编写了中师的写字教材。

和方金秋（右）在燕

      清华园和北大燕园的边门隔了马路，我们 6 人经常往来。周末有电影，会一起观看。

     班上到南京航空学院的有房贞魁和张贞兴。他们都在敏感部门工作，大学毕业以后就没了音信。房贞魁是赤桥人，前几年回家，我们相聚，知道他在西安飞机制造厂退休。1995 年我到北京开会，约了在华北电业系统工作的吴榕，一起到张贞兴家里相聚。张贞兴从“二炮”退休，他爱人是七中学妹，都是秀山人。

     进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有林维根和赵瑞星（女）。赵瑞星后来跟湖前的林永正同学结婚。到上海上学的有徐策安、赖鸿勋、柳秉坤、胡琼（女）、程惠仁和林树强等人。徐策安所在电子器件厂在南京路靠近外滩的地方，跟我相距比较近，去看他几次，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去贺喜的。其他几位相距很远，只去看他们一次。

     1965 年，我已经在上海工作，林维根、张英源他们到了上海，我们就约了几位相聚，留影。

     大学毕业以后班上同学分布到各地的不少。赵依坚同学毕业以后就不知去向了。据说他母亲逝世的时候回来奔丧，跟了一位贴身警卫，寸步不离。直到他从西北转到德州又回到福州，才明白赵依坚在西北某厂负责长征运载火箭燃料的试验生产，成功以后获得化工部的表彰。因为身体原因一家子回到福州。后来福建省政府给他奖励了一套住房。当时全省只有 7 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此优待。

     赵时添、阮丁珊、石克蔚、林国隆和文史班的徐少亭他们，在 1958 年教育大发展中，决定留在母校任教。在 1962 年调整时期，他们精简下放，回到家乡的小学任教，为教育事业的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文史班的徐少亭成为特技教师，有大量小学语文的专著出版。

     老师们说，1956 年夏，王育畊厅长到福州七中视察，在五一楼前面的大榕树下给老师做了一场报告。因为天气热，只有那地方比较大而且有树阴。她回去以后就给学校拨款修建礼堂，平时就是师生的膳厅。

    这是砖木结构的，后来我在省内还见过同样结构的大礼堂。

    我们毕业以后，教育发展，七中扩招，在山顶上盖了一座单面采光的教学楼，24 间教室，成为福州北郊小平原的制高点。据说，建筑材料都是学生利用课间时间，用“蚂蚁啃骨头”的办法搬上去的。